采風錄6：重振儒商精神
楊惟雯
「真正的藏獒像黑熊一樣強壯， 像豹子一樣敏捷，像獵人一樣聰明。」這是西元1275年馬可波羅遊記對藏獒的描述。
「九犬出一獒，一獒抵三狼」。
《藏獒》書中提到，幾千年來，藏獒能夠成為「犬中之王」，是因其長期處於惡劣環境下的「物競天擇」：留強不留弱、留大不留小、留美不留醜。藏獒被形容像是一頭「 雪山上的獅子」，充滿了傲氣與競爭性。牠們不屑與比自己矮小的狗打鬥，終極目標就是打敗獒王。而藏獒與藏獒之間的相搏，不只是打鬥，更像是一場生死存亡的戰鬥，直打到當中一隻的半個脖子，嵌進了另一隻張開的大嘴中，鮮血從牙縫裡流了下來，無法動彈才會罷休。這也是曾經眾多中國企業菁英競爭下脫穎而出的寫照。
每個草莽時代，企業家有其一套生存的叢林法則----例如不安現狀、要搶先機、要打江山的性格。曾經，中國是每千百人才有一個能冒出頭，在極度競爭的生長背景下，讓他們願意不計任何代價去爭取表現機會，那怕只有一點點機會，這就是第一代民企的強悍原力。
現在，中國正快速崛起，時代在推動我們衝動，未來的中國第二代企業家對於勝利、成功，必然要面臨重新定義。
隨著社會文明的進化，未來中國企業家蛻變的原力是啥？
是曾經的藏獒精神----受得住惡劣環境，鬥爭也絕不退縮？
還是揉合中華文化的儒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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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都該問問自己：人活著為什麼？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生命，長壽很重要，但你要活得精彩，長壽不長壽就不重要了。”
以上是王石從哈佛、劍橋留學的感悟和分享。
2013年12月下旬，在劍橋學習的企業家王石回到深圳，25日晚約了幾位朋友共進晚餐交流，其中一個主題是回顧每個人的2013。王石最後一個發言，講了自己2013年的三個故事、三點體會。
故事1、開放自己，接納新事物，才能融入新世界
劍橋大學有一位頗有成就的華人，在劍橋大學工作十幾年，當上了院士，很不容易。但我發現他與學院內其他英國同事缺少交流。
我去學習三個月，就與英國老師們很熟了，進入了他們的圈子，見面都會熟悉地打招呼。
這位華人院士很奇怪，問我怎麼會與大家這麼熟悉？他說他自己這麼多年在劍橋，與這些英國老師沒有多少交往。
這位院士為什麼難以進入英國老師們的圈子？
我想，是因為華人院士的中國胃。華人院士不吃西餐，每頓飯都要回家吃中餐。英國老師們多在俱樂部吃飯，吃飯時就是交流聊天的時候，有時一頓晚飯會吃到晚上10點。
吃飯就是思想和情感交流最好的時候。我每到一個新國家新地方，都堅持吃當地的食物。想擁抱世界，要有一個擁抱世界的胃。擁抱世界的胃，幫我很快融入了劍橋大學的教師圈子。
堅守一個習慣，就等於向世界關上了一扇門。開放自己，接納新事物，就是融入新世界。對外部世界保持好奇，樂於交流、分享、連接，力求去理解、接納對自己來說是新鮮的事物，海納百川，納入外部的新知識、新感受、新資源和新力量。
華人院士的一個中國胃，就使他錯過了諸多與同事朋友交流分享連接的機會。
故事2、劍橋的學術等級制，是對知識貢獻者的尊重文化
我剛到劍橋，感到劍橋太傳統，一個有800多年歷史積累的學校，清規戒律多，等級色彩重。擔心適應不了。
隨著深入其中，慢慢體會到，這些清規戒律中表現出來的等級森嚴，不是行政和人格的等級制，而是一種學術等級，對知識的尊重。
例如，只有院士才有停車位，只有院士才有資格在草坪上踏草行走。正式集會場合，從穿著打扮就能看出不同人在知識成就上的等級。這些傳統，有些是正式制度，有的是約定俗成的。
劍橋的等級制，是學術等級制，是對知識貢獻者的尊重。劍橋大學裡對知識貢獻高度敬重的氛圍，形成一種激發創新的文化力量。
“我思故我在”，按笛卡爾對人的定義，理性思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特徵，當人不在理性思考之中時，這人就不是人。尊重每個人理性思考的結果，就表現為發現知識和創造知識的力量。知識的發現與創造，形成推動文明的演進的力量。所以，在哈佛學習期間，我漸漸體會到哈佛理性思考帶出的自由與奔放力量。
當一個文明社會中，帶來新知識者、帶來新財富者，這兩者被尊崇，則人心智的力量就流向了知識創新和經濟創新了。
所以，未來社會的制度變革，其實本質就是重新調整社會的價值制度----尊重什麼？否定什麼？並以此引導資源的新配置。
故事3、學習新東西、好東西，給人生帶來一種強烈的興奮
在劍橋，有種做夢的感覺，似乎現在仍沉浸在夢中。
一天，院長對我說，聽說你喜歡划賽艇，你在劍橋當訪問學者期間，願不願參加賽艇俱樂部？我說好啊。院長就進行了安排，告訴我何時何地去找誰訓練。我按照院長的指示去了，沒有讓我下水划，而是先接受訓練。
教練訓練了我1個半小時，那個累！長期沒有這樣累過，腿都抽筋了！訓練完後，我推著自行車，一拐一拐回宿舍，嘴裡哼著歌。是哼著歌回去！那個舒暢！我從來沒有被這樣訓練過！這訓練方法太好了！
我跟人說起這事，人說，劍橋有30幾個俱樂部，你查一下那個俱樂部的情況。我就上網查了一下，這是“劍橋大學賽艇俱樂部”，有百年歷史，是世界最高水準的賽艇隊，是出世界冠軍、奧運冠軍的俱樂部。你說，這是不是做夢？
還有，一位老師訓練我講英文。我說，我學的是美國英語，不熟悉英國英語，這老師說：“世界上只有一種英語，而且英國英語是錯誤的。”那訓練辦法之獨特有效，讓我想起《國王的演講》電影中的辦法。從來沒有人這樣訓練過我，我也從來沒學得這麼快過！
走過一個學院，那是“三一學院”，那是那顆蘋果樹，那顆啟發了牛頓的蘋果樹！那是牛頓走過、停留過的地方！
我現在還在夢中，還沒有從夢中緩過勁來！
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持續積累，是人類文明最寶貴財富。
從野蠻生長到專業生長，中國面臨大關。對學習新東西、好東西，王石有一種強烈的興奮。他希望更多朋友分享到這種感受，想組織一些朋友去劍橋體會體會。心靈開放，永遠年輕，永遠有那麼點做夢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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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王石和一些朋友們響應一個國際環保NGO野生救援（WildAid）的號召，一起發起倡議拒吃魚翅。
當時就有位被王石拉過來簽字的企業家說：這個我不能簽，比如我跟部長吃飯，部長要吃魚翅，我能說我不吃嗎？我的生意還要不要做了？這位企業家朋友最後沒有簽字。
三年過去，沒聽說哪位簽字的老闆因為不吃魚翅而生意做不成了。
姚明還給野生救援拍了廣告片──“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現在幾乎婦孺皆知。似乎姚明的生意也越做越大，絲毫不受影響。
一個認為自己的飲食偏好（不吃魚翅，不喝酒）都會導致官員生氣的企業家，首先就把自己定位矮化了。更何況，這個心理假設的前提是，政府官員們心理上都是些長不大、被慣壞的孩子──稍有不如意就會遷怒。
萬科從成立之初就有句口號，叫“不行賄”。當時也有人在說：不行賄怎麼做房地產生意？結果事實証明我們不行賄不僅做成了房地產生意，還做成了全球最大的住宅開發商。個中辛酸，不足為道。
“中國企業家論壇”有一個持續的話題，就是企業家的社會地位問題。事實上，很多時候，一位企業家的社會地位，與企業家對自己的心理期許有關。想要獲得社會的承認與尊重，首先要相信自己是應該獲得社會承認和尊重的。
中國的現代化，肇始於19世紀中葉。這不僅包括人們日常所關注的器物和制度層面，也包括夾在這兩層之間的社會。現代意義上的商業與商業文明，也開始於這一時期。
第一代的中國“企業家”們，如胡雪巖、雷履泰等，都是出色的管理大師，但在面對公眾時卻面目模糊。他們對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 “徽商”或者“晉商”，那麼社會也就認為他們僅僅是商人。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榮德生、張謇為代表的新一代企業家則顯示出完全不同的氣度。他們都不僅僅是企業家，從創業之初就自認是社會的砥柱：除了投資實業以外，他們造橋舖路、建立公園、興辦教育、參與城市規劃、區域經濟規劃甚至是社會保障規劃的制定。他們為“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主張到處奔走。1922年，北京、上海等地的報紙聯合舉辦民意測驗，張謇當選“最受敬仰之人物”。如果榮德生和張謇們還是和他的前輩胡雪巖、雷履泰一樣，僅僅以創辦一家成功的商號為目標，我無法想像他們能獲得社會如此的承認與尊重。
事實上，在英文中的entrepreneurship的含義要比中文中的“企業家”廣泛的多。
一個社會總是有一些傳統、規範和模式，而認識到這些模式的問題，重新組織要素，並成功為社會創造價值，這就是企業家精神。
大凡人的天性保守：當人們已經熟悉了某種程式或方法，而這種程式和方法已經被歷史証明是有效的；要鼓勵人們採用新的、未經實踐証明的方式就會受到心理上的抵制。
有時候，客觀上採取新的方式可能並不存在困難，但人們也會覺得難以接受──無論是說服人們跟隨一次創業冒險，一次管理變革，還是像不吃魚翅、不行賄這些商業價值觀。
企業家精神之所以在現代社會中如此重要，主要是因為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化，專業知識越來越完備，在任何領域的創新都需要團隊合作。一個發明家在自家閣樓裡鼓搗出來的東西，已經很難震撼世界了。
現代科學研究早就已經過了一個教授帶著兩三個助手就能完成發明和發現的時代。任何一個運轉良好的實驗室，對內需要大規模的合作與溝通，對外則要面對各利益相關方。
科學研究的前途甚至比新產品、新服務的市場前途還要不確定。發現某個研究方向的價值，說服整個團隊往這個方向前進，遇到問題及時調整，同時還要遊說政府、企業等資金方提供持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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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轉型升級，需要企業家精神。
短短30年間，中國的民營企業從零開始，以40%的社會資源，完成了60%的GDP，承擔著80%的就業。企業家們已經是這個社會穩定與發展的砝碼。
建國後的前30年，無論是城市化還是現代化的進程都被打斷了；而後30年，城市化與現代化則被大大壓縮。上一輪現代化中兩代企業家完成的蛻變，現在幾乎被壓縮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問題是，中國的企業家們做好了在一定程度上領導這個社會的準備了嗎？
企業家們最重要的能力是說服。說服人們相信你所畫下的美好藍圖，說服人們自願跟隨你前進。企業家除了要相信自己是值得人們尊敬的，更需要以企業家的方式為社會提供價值。
例如七、八十年前，我們的前輩們提出了“實業救國”的口號，他們更以實際行動說服人們相信這一理念，並獲得了社會的尊重。現在，輪到我們思考，該如何實現我們這一代人對社會的責任？
企業家精神是當下所稀缺的：中國現代化的改革就是一個最需要企業家精神的課題。這不僅需要領導人發現體制目前所存在的問題，還需要他們能在目前價值如此多元的社會裡，團結起足夠多的共識，甚至在體制內調和各種相互矛盾的利益關系，以推動改革向更深層次發展。
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最大的企業家精神。他的“50年不變”、“不爭論”，就是在妥協，在動員，在說服。而這都是企業家們最擅長的領域：遠見、規劃、管理、組織、協調、說服、動員、妥協。以國情而言，如果不把我們這些才能貢獻給社會，僅僅是拿出一些錢來做“慈善”，談不上是真正的“企業社會責任”。
所以，企業家應對社會發揮影響力，向這個社會輸出的正能量，就是現代的管理制度、組織機構、溝通技巧。企業家們能做的就是發揮在組織、動員、說服上的經驗，為“社會資本”存款。
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門前，有一個阿特拉斯的雕像。這座雕像落成於1937年，當時，企業家精神這個概念在西方也是剛提出不久。
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是紐約企業家們的自我期許──我們就是承載美國經濟與社會的巨人。
從安•蘭德開始，美國社會建構起一套有關企業家的英雄敘事，這套思想的源頭來自於熊彼得：企業家精神的創造性破壞才是創新的來源，而創新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正是因為這種英雄敘事和道德勇氣，才使得美國的企業家們勇於承擔社會責任，積極投身到各種公益事業中去，並贏得社會尊重。
有這樣的自信,有這樣的自我期許，企業家才能對社會形成更大的影響力：企業家們不僅僅為社會提供就業與財富，企業家精神更是社會進步的動力。這種道德勇氣意味著更多的付出與努力，更意味著要在許多我們不熟悉的領域發揮企業家精神，去促使那些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改變發生。
未來，一個兼顧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會，需要溫文儒雅的企業領導人來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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