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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風錄1：大國興衰的啟示

楊惟雯

自古以來，有許多文明的國度崛起又日落。這其中的原因正是格倫•哈伯德(Glenn Hubbard)和蒂姆•凱恩(Tim Kane)所著的《平衡：從古羅馬到現代美國的大國經濟》(Balance: The Economic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cient Rome to Modern America)一書的主題------制度的良窳既能載舟、亦能覆舟。

一、大國崛起--創新的制度

在他們的論述中，大國的概念涵蓋了帝國（羅馬帝國、大英帝國、西班牙帝國、奧斯曼帝國）、王朝（中國明朝）、國家（1868年後的日本）、地區（歐盟）、甚至美國的一個州（加利福尼亞）。

按照哈伯德和凱恩觀察，這些大國崛起的原因很多元。例如古代重視擁有充足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本要素（大河文化、海權時代、工業革命、殖民經濟），到近代，哈伯德和凱恩認為某些政策和核心原則是最關鍵的因素：比如知識產權、靈活的工作制度、開放的市場。
在兩位作者看來，這些東西可以全面解釋經濟發展的問題。簡而言之，“制度才是創新的成因”。

二、大國殞落--制度的頹廢

再按照哈伯德和凱恩（分別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Columbia's business school)院長和赫德森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首席經濟學家）的說法，這些政體的衰落往往都落入了一種模式或者說犯了一系列錯誤：“否認經濟停滯的內在本質、加強中央集權、寅吃卯糧。”當財政上的揮霍無度無力得到控制，又適逢政治制度土崩瓦解時，緊接著就會出現致命的不平衡，衰落隨之發生。

亦即，不能適應現實發展的制度就會引起衰落。兩位作者指出，羅馬的繁榮就是物質創新（他們特別指出了混凝土的發明）的一個副產品，同時也是政治創新的副產品：一支專業化的軍隊、聯邦制的管理制度、承認財產權和反對世襲統治。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羅馬的統治者強行施加的政策措施傷了帝國的元氣：控制物價、橫征暴斂、禁止羅馬鄉下人自由遷徙。

三、重新崛起的中國

大國興衰的另一個例子──現在正在重新崛起──是中國。兩位作者指出，從公元400年到1000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估計為450美元，比西歐高三分之一。到1300年的時候，中國的人均GDP增長到了600美元，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有了從造紙到造船這樣的大量發明。船舶反過來又讓中國能夠與亞洲各國人民進行商品交換。

然而這樣的蓬勃發展被証明是未能持續的。一場內戰侵蝕了中國的艦隊，導致貿易往來下滑。沿海一些地區繼續從易貨貿易中漁利的舉動促使明朝當權者在1500年宣布建造大型船只為非法行為，並最終銷毀了所有的遠洋船舶。

兩位作者稱，這樣的舉措標示著中國閉關鎖國、未能利用好它的發明創造。結果是從那時起到1800年，中國的生活水平一直都停滯不前。給中國帶來困擾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制度性的：中國的皇權“演變成了利益集團之間爭取影響力的零和博弈”。

四、遺失拓荒精神的美帝？

《平衡》一書最後探討到美國，哈伯德和凱恩看到“歷史的烏雲”正在天邊積聚。罪人又一次出現在內部：政治惰性以及因剛愎自用的政策而導致的經濟活力降低，尤其是政府財政的過度入不敷出。
未來，看似堅不可摧的美式民主社會，是否能再次偉大？
有容乃大，究竟是閉關自守會帶來偉大？還是一個開放的社會？